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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宝良 - 明代士大夫风雅生活指南

未知 2019-06-07 14:04

《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》(陈宝良 著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7)

明代士大夫生活风尚的艺术化,在居室的美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在当时的文人雅士看来,家中布置,必须以美为准,置办怪石、名琴、好书、奇画、法帖、良砚、宝镜、净几、古磁、旧炉、纸帐、拂尘,并以此为友。*尤其必须置办文房供具,借此快目适玩。但文房供具的摆设,也有一定的讲究,铺叠如市,颇损雅趣。所以,其点缀之法,唯有罗罗清疏,方能得致。*

那么,如何美化居室,提高自己生活的品位,无非是收藏、养金鱼、放置瓶花之类。所有这些,都构成了士大夫居家生活的主要内容,而无不体现出休闲、闲适的生活主旨。*

士大夫雅好收藏,并成一时风气。古玩、古董(一作骨董),是历代常见之词,人们崇尚古玩,甚至将其当作清雅之物,并不足怪。在明代的士大夫群体中,同样兴起一股收藏古董之风。如浙江永嘉人谢廷循,性嗜清玩,收藏颇富,自称其斋为“米家船”,后杨士奇将其改名为“翰墨林”。*当时士大夫,大多喜欢书法法帖,若是遇到定武、兰亭诸帖,即使已经残缺,亦不惜出重赀购买。*嘉靖末年,海内宴安。一些富厚的士大夫,在建造园亭、教唱歌舞之隙,其兴趣间及古玩。很多士大夫家中,大多世藏珍秘,不假外索。如常州嵇应科、松江朱大韶、嘉兴项锡山等,不吝重赀收购,名播江南。此外,南京则有姚汝循、胡汝嘉,亦以“好事”著称。此风间及太仓王世贞、王世懋兄弟,进而流播吴越之间,一些浮慕之人,亦纷纷收藏古董,自称“大赏鉴”。在这股收藏古董之风中,尽管董其昌最晚出,但名头最为响亮,藏家甚至以“法眼”称之,家中箧笥之藏,更是为时所艳。当时绍兴府山阴县人朱敬循,亦以好古知名。董、朱两人,为了争夺古董,互相倾轧,那些古董商人又交搆其间,最后甚至借助考功之法,迫使董其昌外迁,于是,东壁西园,遂成战垒。*更有甚者,当时江南的士大夫还专门置有书画船,通过流动的展览,互相比较书画收藏。如董其昌外转之后,沈德符正好告归而至苏州。董其昌将他的书画船移至虎丘,与韩古洲各自拿出所携的书画,互角胜负。当时正值盛夏,参与者除了沈德符、董其昌、韩古洲外,尚有董其昌所昵一位吴姬。四人披阅竟日,成为一时佳话。*

董其昌书法

自古以来,古董就多赝品,尤以苏州为甚。明代苏州各种生产技艺,号称甲于天下,但又擅长伪造古代器物。如新写的画绢,刚铸的铜鼎,通过一定之法,都能使之变为陈旧,再在上面系以秦汉之款识,标上唐宋之题记。收藏者为其所眩,慷慨付出数百两银子买得此物,欣欣然自以为收藏了一件古物,其实不过是赝品而已。所以,当时的苏州有“宋板《大明律》”之谣,*就是专门讥讽这些假古董。

在这股造假之风中,一些文士也借此糊口。在前辈文士中,张凤翼有修洁之称,但亦不免向此中讨生活。至于王稚登,则完全将造假古董作为致富之门。尽管王稚登以造假著称,但有时亦会走眼。据记载,当时太仓曹举人家有一姓范之仆,住在苏州城内,也喜欢收藏古董,曾经购得阎立本所画《醉道士图》,真是堪称绝笔。王稚登看上这幅名画,希望以廉价购得此画。但范姓之仆索价千两银子,经过讨价还价,还是要价数百辆银子。一些好事者每天前去商评,不知范姓之仆素来狡黠,事先已经让苏州人张元举另外临摹一本,形模仿佛。王稚登最后以10两银子购得此画,就是临摹之本,而真本已高价卖给他人。张元举眇一目,偶然为王稚登所侮,因而大声在外宣扬,道:“若双目盲于鉴古,而诮我偏明耶?”这句话传遍整个苏州城,被人引为笑端,王稚登因此匿不敢出。*造假之风,起于苏州的一些文士,其后徽州的一些商人亦参与进来,造假的书画,如钟繇兄弟之伪书,米芾之假帖,不一而足,却被一些贵公子、大富人珍为异宝,如同饮了蒙汗药,甘之若饴。*尽管如此,但确乎反映了当时的收藏之风。

按照一般的常理,玩好之物,理应以古为贵。但明代出现的“时玩”这一新名词,倒是颇令人瞩目,而且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注意。诸如永乐之剔红,宣德之铜器,成化之窑器,虽说都是出于明代的时玩,但其价格已经可以与古玩相匹敌。这股好时玩之风,始于一二雅人的赏识摩挲,滥觞于江南的好事缙绅,最后经徽州那些巨商大贾的推波助澜,在全社会形成了一时的风气。于是,沈周、唐寅之画,文徵明、祝允明之书法,无不成为人们收藏的抢手货。*

明宣德 兽耳铜方瓶

时玩之风,完全建立在明代诸多能工巧匠的基础之上。正是因为那些能工巧匠的辛勤劳动,才使得明代的诸多器物精益求精,完全可以与古时的名器相媲美,以至于被保守人士称为“物妖”。以工匠制作的名器为例,明代凭借“小技”著名的工匠很多,尤以“吴人”为多。如龚春、时大彬之砂壶,胡四之铜炉,何得之之扇面,赵良壁之锡器,一时好事家争相购买,唯恐不及。为此,收藏时玩成为一种“时尚”。这股风气的形成,始于吴中儇薄之子,转相售受,借此欺骗富人公子,获得厚利。随后,甚至浸淫至士大夫间,形成一时风气。其实,这些所谓的时玩,确实器物精良,他工不及,可谓名不虚传。*

士大夫的收藏之风,其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民间的一般富贵人家。如松江府有一位富人,尽管目不识字,但喜欢收藏古代的法书;又北京的贵戚人家,动辄花数百两银子,购买宋人的数幅大画。尽管如此,这些富贵人的收藏,显然有附庸风雅之嫌。如上述那位松江府的富人,在看到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后,对人说:“此公武弁,更自难得。”闻者掩口。*显然是误认“右军”为武弁。至于他们出重金购入的宋人大画,即使是真品,亦未必属于佳作,更遑论是赝品。*

在明代士大夫家中的厅堂挂幅中,通常流行写两句诗,不知始作俑者为何人,但在当时已是“群然师效而不察”,*成为一时风雅时尚。除此之外,还流行挂一些描绘香奁士女故事的装饰画,“以资玩好”。一些好古之家,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,买上数十幅画册,藏于家中。等到客人上门,就悬挂于中堂,“夸以为观美”。*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,这些人并非真正懂画,不是“鉴赏家”,不过是“好事家”而已。但用绘画作品来美化自己的居室生活,这种风气的形成,无疑反映了当时生活风尚艺术化的倾向。尤其是在书画的悬挂方面,更是有了诸多的美学要求。譬如,厅堂斋室所悬挂的对联字画,大小规格都必须与堂室的高度相配。换言之,书画要与空间相互配合。根据文震孟的描述,堂与斋因空间不同,而有不同的挂画方式。堂尊严庄重,较为气派大度,宜挂大幅横批;斋较为小巧精致,则宜挂小景花鸟之画。在书画的悬挂上,尤其忌讳左右对列,这样会缺乏美感,显得较为俗气。*

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,一般人家无书,有一些书,也不过是用作应付科举考试的书籍。更有甚者,庸夫将书当作枕头,村店用书来糊窗格,市肆中用书覆盖盛酱的坛坛罐罐,甚至使婢老妇拿书夹鞋样,这样的例子触目皆是。然在明代江南,图书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时风。以苏州为例,在明代以前,藏书家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不大,如北宋的藏书家,大多以四川、江西居多,南宋的藏书家则多在浙江、福建。*收藏图书成为苏州民间文化生活内容之一,应该说发端于元代,而后始盛于明代。为此,明人胡应麟对苏州、金陵两地士民的藏书之风有如下记载:“至荐绅博雅,胜士韵流,好古之称,藉藉海内,其藏蓄当甲诸方矣。”*这有具体的例子可以举证,如陈天枢家住南京秦淮上,“一室之内,图书木石左右映发,如高人隐者之居也。”*

当然,江南人藏书虽众,并非都是通过藏书而增加自己的学识,大多是因袭流俗,附庸风雅,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,此风更盛。*但是,不论是为了藏书癖好,或者仅为游观赏玩,甚至借此沽名钓誉,藏书活动在明代江南士人生活中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性。*就此而言,在晚明一般有钱人家出现一种以藏书为风雅的习俗,尽管不免附庸风雅之嫌,但还是一种生活风尚上追求艺术化的反映。

在这股藏书之风中,士大夫案头流行“清供”之书,则更为值得关注。晚明士大夫过着一种比较清雅的生活,案头多有“清供”。书籍当然也可以作为清供之物,但并非所有的书籍均可以作为案头清供,一般比较常用的清供之书有:《阿弥陀经》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《金刚经》《楞严经》《圆觉经》《法华经》《清静经》《黄庭经》《道德经》《南华经》《离骚》《太玄》《陶渊明集》《白乐天集》《苏东坡集》、唐诗、《李攀龙集》《王世贞集》、汪道昆《太函集》、李贽《藏书》《焚书》、传奇。*

明 杜堇 《玩古图》

在江南杭州,士大夫家中几乎家家都养观赏鱼。所养之鱼为红鲫鱼,俗称“火鱼”。其品不一,如鹤顶破玉、红颊白喙、牛鬣素尾、阳背阴腹之类,都可以算是观赏鱼中奇品,一尾就值千钱。养鱼之盆、盂,或为金,或为玉。将这些鱼盎放在客厅的几案上,有客人到来,“出相夸示,以为娱”。*苏州府嘉定县的游闲子弟,也开始畜养“朱鱼”用来观赏,品类奇绝,一尾可值银一两。*家中厅堂以观赏鱼作为装饰,在晚明已是蔚为风气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明代士大夫相当注重书斋布置的艺术化,种植一些与书斋这种文化氛围相宜的植物,诸如:竹,“碧玉可留题,紫萌堪敌肉”;桃、李,“春来玩其花,夏至摘其子”;桕、枫,“秋霜杀伐后,醉叶满林红”;蕉,“清绝枕边声,碎露滴其上”;杨,“爱他容易活,早植晚乘凉”;枣、橘,“枣橘芒刺多,牛羊见而怵”。*

在一些文人士大夫居室的案头,总是布置一些与四季相配的瓶花,即在胆瓶中插时花,借此引类连情,境趣相合。这些花各有相宜,如:梅芳傲雪,偏绕吟魂;杏芷娇春,最怜妆镜;梨花带雨,青闺断肠;荷气临风,红颜露齿;海棠桃李,争艳绮席;牡丹、芍药,乍迎歌扇;芳桂一枝,足开笑语;幽兰盈把,堪赠仳离。*为此,在江南一些城市的郊区,形成了一些花市。根据近人的研究,明代苏州的花市主要集中在虎丘山塘,早在正德以前,鲜花盆景销售就已形成规模。而杭州鲜花盆玩的鉴赏、营销则大多承接南宋以来的消费传统,其花市的地域分布也是如此。明代杭州花市除了东西马塍之外,又有所扩张,包括西溪及位于城南满家巷的特色花市。*

江南文士酷爱赏花,时常将花引入室内,借此以看花之姿态,嗅花之香气。为此,花瓶的搭配也就可以衬托出整个空间的气韵。如在寒冬中,轻折蜡梅,“若瓶一枝,香可盈室”。更增居家雅致。松江府华亭县人张鼐“尝以时花数本,盛以瓦筒,置碧纱窗下,花气袭帘幕间,扁其前楹曰‘花舫’”。*于是,就瓶花的插植、摆放、瓶与水的选择与灌注方面,江南的文人士大夫均有自己的一番见解。以瓶的选择为例,屠隆认为,“堂供须高瓶大枝,方快人意,若山斋充玩,瓶宜短小,花宜瘦巧,最忌繁杂如缚。又忌花瘦与瓶,须各具意态,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,方有天趣”。*在季节方面,应“春冬用铜,秋夏用磁”,这样可以避免花瓶因过冷而冻裂。在居处方面,厅堂华厦则宜用大瓶,方显落落大度;书斋小室则宜小瓶,才具雅意。且瓶忌有环、成对,若将屋舍摆置成祠堂、佛寺,皆不得体。*以插花为例,必须按照居家的时宜依各类花种的性情,以独具的慧心,作巧妙的安排。如苏州地区,菊花盛开时,一些“好事家”必取数百本,五色相间,高下次列,以供赏玩。然就真正的赏家看来,这不过是夸耀富贵而已。若是真是能够赏花之人,就必须寻觅异种,再用古盆种植一枝两枝,“茎挺而秀,叶密而肥,至花发时,置几榻间,坐卧把玩,乃为得花之性情”。*

二是在室名上追求美名,更多地通过室名以体现一种多样化乃至艺术化的生活情趣。正如宋濂所言,尽管一室之废兴,为事甚微,但可以“占世之治乱,人之劳逸”,其中所包含的内容,却并非简单徒然。道理很简单。正当兵革之殷,人有子女金帛,惧不能保,即使有居室,也无暇完葺。相同的道理,正当糗粮刍茭之需,交号征逮者填于家门,虽有花木之美,诗酒之娱,又有谁能有心思去娱乐?只有拨乱致治,生民各安其业,才有心思去修缮、修饰家室。为示明晰,可引浙江绍兴府诸暨县为例,加以说明。元末之时,诸暨的市庐大多毁于兵火之中:“崇甍巨室,焚为瓦砾灰烬,竹树花石,伐斫为楼橹、戈炮、樵薪之用。民惩其害,多徙避深山大谷间,弃故址而不居,过者伤之。”*直至明初建国,百姓各安生业,才有精力去重新修饬室庐。而张仁杰的“新雨山房”就是其中一例。张家居住在诸暨北门之外,故宅已全部毁于兵火。等到战后,兵靖事息,张家才辟址夷秽,重新创屋十余楹。又在宅旁植修竹数百,四时之花,环艺左右。琴床、酒炉、诗画之具,咸列于室。张仁杰处此室庐之中,号为“新雨山房”,以文墨自娱。

尽管明代士大夫居室命名呈现出两分之势,然从明代士大夫精神或生活史的演变来看,居室命名,更是体现为从道德践履向追求美名的转变。明代士人好“清”,其居室喜称“清斋”,而清斋中的布置通常也有一定的讲究,一般喜欢辟佛室供佛。如文震亨辟一佛室,“内供乌丝藏佛一尊,以金甚厚、慈容端整、妙相具足者为上。”又有一小室,中设一小佛橱,“供鎏金小佛于上”。*可见,居室已经普遍受到时风的浸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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